康斌 | 断裂与连续：1966 — 1971年间的赵树理批判

康 斌

引言

我们当然可以轻松复述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的辩证统一，但与其说这是历史本身，毋宁说这是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判断甚至想象。历史或者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远较在“连续性”和“断裂性”之间做一选择更加复杂和艰难：当我们自认为与旧世界彻底划清了界限的时候，很可能只是成为“历史‘连续性’实现自己的手段”；反之亦然，当我们在强调制度和信念的延续性时，也可能忽略了那些显而易见的观念冲突、生活曲折和历史断裂。

因此，文学史家并不满足于辩证统一的历史叙述，而更愿意强调某一时期的“连续”或者“断裂”，以破除彼时似成共识的历史观念。但我们也发现，“连续性”话语其实建立在另一种“断裂性”话语的基础之上，即它有意无意模糊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之间的差别，并将之视为整体，拒斥于“文学性”的门外。今天看来，无论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等量齐观，还是视其为天地之隔，都难掩此文学史观的粗陋。以赵树理为例，1940年代，这个只想“上文摊”的农民作家，被晋冀鲁豫边区推为方向作家；50年代，这位新的人民文艺的代表，又被封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然而，这些光环不仅没有帮助赵树理跻身1966年之后的文艺阵营，反而成为各种激进力量攻击的重要目标。批判过程如何？批判原因何在？激进力量又是如何参与到这一系列批判？ 此外，“十七年”期间，“新中国文学的时代要求和文学的‘革命化’”曾怎样要求赵树理，又如何影响着“文革”期间对赵树理的再评价和再批判？一旦我们深入共和国的历史情境，透过具体作家的人生和文运，可能会将“断裂”和“连续”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一阶段：晋东南地委的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全国各地都按照文件精神，开展起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运动。有研究者称：早在华北局会议前，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就示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筛选一些人来作为批判对象。另有研究者查阅了1966—1976年间的揭发交代材料，认为在华北局会议上，赵树理已成“内定”的批判对象。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并在“文革”初即受批判的王中青，多年后亦提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树理就被确定为重点批斗对象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首先，从晋东南地区来说，赵树理曾先后担任沁水县委、阳城县委、晋城县委等重要职务，在日常工作中常以现实为据，力反激进措施，为农民说话。长此以往，“得罪了不少同志，各级领导中的不少人视他为右倾”。“文革”甫一开始，其同僚和上级就开始借机进行批评。其二，就山西省内来说，赵树理与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和山西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李束为等人被内定为较早的一批“牺牲品”。其三，此时的文艺界，周扬已经作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被公开批判。作为周扬发掘并推崇的赵树理，难逃“黑线”人物的命运。

本来囿于赵树理的全国知名度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地、县两级一直对批判赵树理顾忌重重。如今，地方因素和北京因素并举，赵树理无论如何也难逃“文网”。

6月29日，晋城县已出现针对赵树理的大字报。而根据苟有富搜集的相关资料，我们还可得知：7月17日，由晋东南地委文革办公室主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期，以引用他人发言的方式，点名批评了赵树理，称其是压得晋东南戏剧翻不了身的三座大山之一。与此同时，晋东南地委领导亲自领导、组织贴出了针对赵树理的大字报。7月20日，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等十三名地委干部，在地专大楼楼道内，贴出了题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长达一万三千字的大字报。文章认为赵树理是“周扬又粗又长又深又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的忠实门徒”，是一个“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7月21日，王尚志、仝云等十七人又贴出第二张、长达三万多字、题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面面观》的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不仅在地专大楼内公开展示，还上报山西省委，下发辖区各县及地直机关。两张大字报虽然都批判了他文艺上的“错误”观点和“反动”创作，但正如王中青所言：“运动一开始，并不只是把他作为一个‘黑’作家来批判的，主要的是把他作为一个‘走资派’来批判的。”

周 扬

赵树理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呈现了一个从拥护到不解的变化过程。起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是持拥护立场的，认为“文革”能对官场上“贻误工作的主观主义”、“各级干部说假话的官僚主义”、“文艺界的老爷作风”实现有力的冲击。因此，也可以说他是带着一种“坦然自若，欢迎批评”的态度，面对涉及自己的这类大字报。他不仅把一些批评抄下来，还写诗明志，如“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时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有人贴出大字报《请看赵树理的野心》，诬蔑赵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他还能戏作“革命四十载，真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从容表示抗议。

但地委领导参与署名的两份大字报，激怒了赵树理。他曾向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倾诉苦恼”、“寻求安慰和保护”，但地委书记表示“毫无办法”。赵树理遂决定在7月21日、22日的晋城、阳城小组会议上对大字报进行反驳：除了指出大字报上的材料不是自己的外，还对“攻击领导、向党进攻、写反诗、向党伸手、写中间人物、煽动退社、反对计划经济、反对戏剧汇演、反对统购、为吴晗辩护”等几十个大小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辩护。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赵树理最终还是承认了某些指控。8月1日和3日，在晋东南地区召开的各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赵树理做了两次检查。第一次检查，赵树理从戏剧改革、文学创作和政治态度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但在检查过程中，其所使用的表达策略，是较多地承认自己在文艺上的局限和弊病，并婉拒了一系列不实的罪名。这自然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于是8月3日，赵树理被迫做了第二次“更全面、系统”的检讨。这一次，除了认为“创作使用的农村口语”没有问题外，赵树理基本放弃了此前对一些重大政治原则的坚持。末了，他将自己归结为一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臭文人”、“情同隔世的老古董”。

简言之，晋东南地委对赵树理贴大字报、开会揭发，可视为“文革”期间批判赵树理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在上级党委示意下，地委党政率先拉开批判赵树理的帷幕。在批判过程中，虽然牵涉到赵树理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想，但总的思路是集中力量猛攻赵树理的工作方式和政治言论，以确证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而赵树理一开始尚能平静处之，但在频繁而激烈的攻势下，他最终经历了从否认一切不实指责，到主要承认文艺创作不足和文艺思想局限，再到彻底自我否定的激变过程。

第二阶段：山西省委和《山西日报》的批判

7月晋东南地委对赵树理的批判，尚能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只将大字报贴在地委办公楼内，未向社会公开批判内容。待到8月初，赵树理就开始受到来自省委和省级日报的点名批评。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批评了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并明确要求组织批判所谓“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在8日下午，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了批判赵树理的座谈会。

为了体现“揭发”和“批判”的社会代表性，座谈会特意组织了一个包括工人、学毛著积极分子、工人业余作者、专业作家、机关干部、大学教师在内的声讨队伍。座谈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批判赵树理“反对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化”。这部分主要发言者是工人代表。二、批判赵树理的文艺思想，认为他“在文艺方面，是周扬黑帮的同伙，肆无忌惮地污蔑和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 这部分发言者主要是业余文艺作者和省城文艺工作者。 三、批判赵树理的文艺创作。《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张来兴》《卖烟叶》等小说和剧本《十里店》等被认定为“有毒的坏作品”。座谈会最终达成共识：认为赵树理“长期以来坚持着一套系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

文化大革命

座谈会的召开，掀起了一个省报批判赵树理的小高潮。8月11日，《山西日报》发表《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本质》，文章将赵树理的《卖烟叶》《锻炼锻炼》等作品，通通称为“一条毒藤上的毒瓜”，最后判定赵树理是“一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盘踞在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用写小说、编剧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笔杆’”。此后，8月13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从黑戏〈十里店〉看赵树理的黑心》。8月18日，《山西日报》又报道了7月下旬“晋东南地委集会声讨赵树理反革命罪行”和8月11日“省文联全体革命工作人员批判赵树理反动的政治和文艺观点”两次集会的相关消息。

可以看出，对赵树理的批判，没有因赵树理的检查而止步。这一阶段的批判呈现为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批判范围从地委升级到省委；二是批判方式从内部大字报升级到省报公开点名；三是集中批判1958年“大跃进”之后所写的作品。

第三阶段：北京媒体的全盘否定

王中青曾说：“只要能熬过或抵得住开始时候的猛烈冲击，以后的冲击就相对的小一些。” 然而，赵树理的命运显然不属于王中青所说的“一般情况”。进入1967年，对于赵树理的批判，出现了“批判作品范围扩大”和“同路人资格丧失”的新变化。

1966年的批判文章中，赵树理在1940—1950年代中期的创作基本受到认可。比如前述《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本质》一文就指出：1940年代的赵树理“也写了一些反映农民反对豪绅恶霸和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表现根据地新生活的作品：如《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1950年代所写的《三里湾》“较早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这一题材，作者对于不取消土地私有制的互助组、初级社，似乎也表示同情和赞成”。这种对前、后期作品进行差异化处理的方式表明：时至1966年8月，地方激进力量仍然承认赵树理前期创作的正面意义。

这种情况在1967年1月《红旗》发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后出现了变化。此文不仅彻底否定了周扬，还以不点名的方式将包括赵树理在内的几位“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称为“资产阶级‘权威’”。此文也吹响了中央媒体批判赵树理的集结号。此后1月8日的《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标兵”》和《彻底肃清〈锻炼锻炼〉的流毒》两篇文章，将赵树理1955年完成的《三里湾》纳入批判范围。不过它的“编者按”还是勉强承认“民主革命时期，赵树理只是党的同路人”。

《红旗》

以赵树理之根红苗正享誉南北，尚且只被目为“同路人”，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还能有几个呢？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赵树理的“同路人”身份也最终被褫夺了。1月9日，《解放军报》第4版整版又刊载了三篇批判文章：五好战士刘殿宝、张选农《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直指“一九五八年以来写的小说”，指其“全是毒草”；刘叶《揭开周扬和赵树理之间的黑幕》专攻1946年以来周扬对赵树理的“吹捧、庇护和支持”；金红《反革命修正主义文学“标兵”》则主打赵树理的“反动思想”。《揭开周扬和赵树理之间的黑幕》一文，首次批判了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认为“在这篇作品中，根本看不见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看到的只是人民如何愚昧，恶霸如何横行”。而《解放军报》所作的编者按更是全盘否定赵树理包括《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内的全部创作，还取消了他作为党的“同路人”的资格，认为“赵树理二十几年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的历史”。

雪上加霜的情况接踵而至。江青批评了由《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一个好人”，“太低级”。加之，1967年山西“一·一二”夺权后，造反派组织已经进入地方权力核心，一度放松了的对赵的批判，也趁机再次升级。表面上看，公开刊物的“文攻”并不多见，但是地方造反派“文攻武卫”从未懈怠。1967年之后的批斗较之1966年下半年更加凶猛——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断，还必须参加劳动。

第四阶段：地方的再批判

就在赵树理呻吟于肋骨之痛的时候，1970年的山西又开启了新的一轮批判大潮。6月23日，山西成立“赵树理专案组”。6 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7月24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批赵长文，称“赵树理的创作历史，就是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罪恶史”。7月25日《山西日报》发表陈永贵文章《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此后直到1971年4月，《山西日报》持续以整版的方式，在“把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两个通栏标题下，发表批赵文章一百多篇。地方造反派的刻意抹黑与盲从群众的跟风唾弃混淆不清，融汇成一股巨大的批判潮。山西省内各市、县、大中学革委会组织的文章，占据了重要版面；贫下中农、工人、解放军、插队知青的文章，则填满了其他空隙；偶尔出现的图片，上面也涂满了农村地区“批倒批臭反动作家赵树理”的标语和漫画。据当年参与批判赵树理的当事人称：《山西日报》这场持久浩大的批判运动“直到第二年7月19日发表署名晋正平的《赵树理鼓吹实利主义就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才算拉上了帷幕”。

《山西日报》

其实，1970年7月爆发的这场批判，虽然耗时长、文章多，但并不比此前的批判更丰富、更有力。从它集中攻击《三里湾》可知，其所要呼应和服从的，乃是地方进入“文革”新阶段后的新任务。正如为配合1970年9月17日在太原召开的“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大会”而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所说：批判赵树理，应当同“一打三反”运动、整党建党、全省农业学大寨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此前批判赵树理，仅仅是若干批判运动中的一个，那么此时地方造反派则试图将批判赵树理打造成“开展上层建筑其他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的一个集成平台。

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批判的继承与恶化

将赵树理及作品批判为“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具体体现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化”，这揭示了赵树理批判的政治属性。但本文力图祛除那些显而易见的政治攻讦和诬陷，试图从“人物”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要素出发，定位赵树理批判的焦点，并追问这些批判在新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历史源头和现实新意。而我们发现，对赵树理的批判，既留存着“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鲜明印记，也是“文革”期间文学批评恶化的结果。

赵树理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扎根农村的生活工作经验的结果。但与其说他信奉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倒不如说他秉承了保守的实在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看不到用流行政治术语包装的农民形象。正如赵树理在大连会议上所说：“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因此，在奉行“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激进文化力量看来，赵树理笔下的人物的确难当大任。

但其实，自赵树理其人其文被发现伊始，“人物塑造”就已为文化界高度关注。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巡视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后，指出了两处“特别值得研究，值得学习”的“独创的地方”，其中首要一点就是“人物的创造”。可是，如果浏览同时期的其他评论文章，除了冯牧认为《李有才板话》有着“生动的形象”外，其他人实则不满意或者并未触及赵树理的人物形象。比如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就认为作者“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郭沫若在《〈板话〉及其他》中，对康濯、邵子南、孔厥的作品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中，也认为小说“最成功的是语言”。茅盾在《关于〈李有才板话〉》中，一方面称道“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另一方面又遗憾地认为其“没有多费笔墨刻画人物的个性”。即使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一奠定赵树理“方向作家”的名文中，陈荒煤也不过是在“政治性很强”的观点统摄下，强调赵树理的人物“爱憎分明”，至于人物塑造如何，未予详谈。

《李有才板话》

或许是因为急迫地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寻找实践样板，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只说了他的好处而缺点几乎一点也没有讲”。时至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虽然称赞了赵树理在语言大众化上的成绩，但仍对其笔下人物保持了沉默。这种处理，显然透露出新中国文艺管理者对赵树理笔下新英雄人物的遗憾和期待。其实，周扬或出于谨慎，或出于方向作家不应轻易否定等原因，尚未彻底言明的涵义，已由批评家们直白地道出了。他们肩负着“帮助文学艺术的进步与发展”的使命，对赵树理的写作尤其是人物塑造，提出了颇带火药味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党自强在《〈邪不压正〉读后感》中，就批评小说笔下的农村女青年和地主缺乏现实感。这位评论者甚至还越俎代庖地建议：“小宝应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有骨气的。软英应是由希望、斗争、动摇、犹豫以致坚定。”

但赵树理固守着解放区时期的写作经验，只将农民读者视为批评意见的唯一合法来源，并认为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论者所提意见进行选择性接受。这种对文艺批评的轻视，显然激怒了评论家们。他们不仅要为评论的价值辩护，还要以新的标准重估“赵树理方向”的价值和意义。1950年，竹可羽凭借《再谈关于〈邪不压正〉》率先提出：要在并不反对“赵树理方向”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反思。

竹可羽首先重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在善于描写人”；继而推论“创造新人物的英雄形象”，“实际是当前中国文艺界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中心问题”。然而他遗憾地发现：人物创造，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这显然是评论家所无法忍受的事情，竹可羽对赵树理提出“忠告”：既然是一个“专门写作的人”，就应该以创造新人物为本职，如果做不到、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则不仅没有能力提高别人，还将失去普及的资格。

1956年，周扬终于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对《三里湾》提出了批评，认为：“就是在他所描写的农民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上也显然染上了一些作者主观的理想的色彩，而并没有完全表现出人物的实在的力量。”1959年，王中青在《谈赵树理的〈三里湾〉》一文中，称赞赵树理“反面人物的刻划是更深刻、细致的，真实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却从侧面透露了对赵树理笔下缺乏先进人物形象的不满。而针对赵树理1958年创作的《锻炼锻炼》，武养甚至怒斥其为一部歪曲现实的小说，指其以“小腿疼”、“吃不饱”等形象歪曲农村妇女；将农村干部和民众的关系，写成了“民警和劳改犯的关系”。

1962年也许是“十七年”间对赵树理评价最高的一个时期。但如果细究当年大连会议对赵树理的赞誉，主要原因乃是“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他写的文章对农村问题讲的一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写了长期性、艰苦性”。也就是说，艰难的社会现实，印证了赵树理政治判断的清醒和“问题小说”的深刻。但自始至终，人物及人物的塑造，并不占据各类褒奖的重要位置。即便如此，随着政治形势剧变，对赵树理的赞誉也迅即成为过眼云烟。1964年，文艺界展开对“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赵树理便因为“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农民的精神面貌”成为“错误理论”的代表人物。

赵树理

上述批评在“文革”期间得到继承和强化。当时有一本流传甚广的批判毒草文集《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将赵树理的三部代表作《下乡集》《三里湾》《灵泉洞》，置于“大写所谓中间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栏目之中。另一部《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的图书批判提要（三百五十种）》，亦将上述《下乡集》《三里湾》视为“中间人物论的艺术标本”、“丑化贫下中农的大毒草”。

综上可见，赵树理批判不能逃脱政治历史进程而进行单独论述和检讨，因此我们重新梳理了1966—1971年间赵树理被批判的过程和重要节点。此一过程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其实乃是“文革”对“十七年”、“文革文学”对“十七年”文学厉行断裂的重要表现。但是，这种“断裂”所依凭的政治格局和文学话语实乃渊源有自。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赵树理始终坚守延安时代的“普及”文学观和经验主义写作，热衷于塑造“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农民形象。而文艺界对赵树理人物形象的不满也从未止歇，无论秉承五四新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一路，还是左翼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对之抱有微词。只是说，在“十七年”期间，对赵树理其人其文的学术“不满”和政治“遗憾”，尚在可控范围。而进入“1966”之后，在建立所谓更加纯粹更加单一的政治乌托邦和文化乌托邦的过程中，因激进力量的盲目自大，赵树理不仅丧失了“农民的代言人”资格，其在艺术创作上的固执和坚守，也失去了立足之处。

当然，本文试图从更客观的角度关照赵树理在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但学术视角的逻辑话语未必能完全契合特定历史的非逻辑性，学术话语的冷静淡定，也未必能完全呼应红色年代的火热沸腾。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本文愿意为之抛砖引玉。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6期

本期编辑：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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